傍晚五点半，第三食堂二楼靠窗的位置，林建国的手机震了一下。他瞥了一眼，是条语音，点开，对面吵吵嚷嚷的：“建国哥，老样子，三份B套餐，放东区七号楼下面就行，钱转过去了啊。”
他没回语音，把手机往围裙兜里一塞，顺手从架子上扯下三个印着“B”的纸餐盒，开始往里盛饭。动作很快，也很稳，像是在做一件不需要过脑子的事。两荤一素，米饭压得实实的，再浇一勺汤汁，扣上盖子，前后不到两分钟。
这种日子，放在一年前他是不敢想的。
那时候的林建国，刚辞了后厨的工作，拉上两个老乡，凑了点钱，在学校后街租了个巴掌大的铺面，挂了个招牌叫“再来碗”。他的想法很简单，学校食堂来来去去就那几样，校外外卖动不动就三十起步，还经常迟到。他就想做点热乎的、家常的、学生吃得起的饭。
定价的时候，三个人蹲在马路牙子上抽了半天烟。“十五？”一个老乡试探着问。“太低了，人家觉得你食材不好。”另一个摇头。最后是林建国拍板：素菜的统一十二，带肉的统一十八，再加个二十块的顶配套餐，里头有鸡腿有卤蛋，管饱。
这个价格，他们是算过的。学生一天的生活费，大部分在三四十块钱上下，正餐花掉一半左右，剩下的还能买杯奶茶、买个水果。也就是说，十五到二十块钱，是大多数学生心里那杆秤的“刚刚好”。贵了，他们心疼；便宜了，他们不放心。
但真干起来才发现，做饭只是最简单的一环。
最开始那阵子，每天下午收工，才是噩梦的开始。微信群里几百号人，这边一条“我要A”，那边一条“C换D”，中间还夹着十几个“再加一份米饭”。林建国就对着手机屏幕，一条一条往上翻，拿笔抄在纸上，再念给后厨听。念错了是常事，漏单了更是家常便饭。最离谱的一天，同一个宿舍楼，他给人家送了三份一模一样的饭，却愣是少送了一个人的。那顿饭他没收钱，自己蹲在店门口吃了。
“那时候哪叫老板啊，”他后来跟朋友说，“就是个抄单子的。”
真正让他觉得不能再这样的，是有天晚上十一点，他发现自己抄了三个小时的单子，居然还没抄完，而明天早上的采购清单一点没动。他盯着那几页密密麻麻的纸发呆，突然觉得，这不对。他明明想的是好好做饭，怎么饭没做多少，光跟这些名字和数字较劲了？
后来就是那个小程序的事了。说穿了没什么高科技，就是别人帮他弄了个线上点单的小东西，学生自己在手机上点，选了啥、要几份、送到哪个自提点，清清楚楚。他这边只需要看一眼后台，哪个套餐今天点了多少份，一目了然。
最直接的变化是，他的本子和笔找不到了。
以前他最怕听到手机响，现在手机响他也不慌了。所有的单子自动汇总到一起，到了截单时间，他看一眼总数，该备多少菜、该蒸多少米，心里跟明镜似的。后厨的人再也不用听他扯着嗓子喊“又加了一份”，只需要看着单子按部就班地做。原先那个用来接单、传话、应付各种临时加单的“人工岗”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
“那天我突然发现，”林建国一边给餐盒贴标签一边说，“好像有半个月没人在群里喊我‘老板你记错了’。”
现在他的铺子旁边又开了两个校区点，名字还叫“再来碗”。学生还是习惯在群里喊他建国哥，但已经不是发语音报菜单了，而是发一句“到了”，然后从架子上拿走自己那份。盒饭还是那个价，十二、十八、二十，分得清清楚楚。
有人问他，以后还涨不涨价？他想了想，说：“够本就行，学生也不容易。”
说完他把那三份B套餐装进保温袋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东区七号楼下面，已经有几个学生在等着了。